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应保持怎样状态有没有规律可循？

来源：欧宝体育网页版           发布日期：2024-02-20 07:22:32     |     浏览次数：135

  资本主义劳资分配偏向资本是制度性规定，它一方面通过加大剥削工人程度、股份制、银行信用等渠道在短时间内聚集巨额资本，扩大了社会投资、增加了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

  另一方面制造了庞大的失业队伍，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整体贫困，因而在经济运行必然陷入经常性生产过剩，最终只有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强制性和破坏性机制修正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同时通过对外进行野蛮的侵略扩张、打开国外市场倾销相对过剩国内商品。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还指出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联合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与分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矛盾。

  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样表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从供给方面看，劳动收入的价格是工资率，初始阶段劳动供给随工资率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工作率上升到一定值后，劳动供给量不升反降，进而生产总量下降、劳动生产率降低。

  同时劳动成本是重要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劳动成本越高生产利润越低，企业投资意愿越小，不利于增加供给水平；从需求方面看，随着工资率增加、购买能力增强，提高了社会总需求，在总供给一定的情况下，社会总物价水平必然不断攀升，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因而从供求关系综合分析，劳动收入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资本收入。如果劳资收入关系严重失衡，将导致经济运行失调，比如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产业体系失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失业与经济金融危机等问题。

  家庭、企业和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三大主体，它们通过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获取各自收入，家庭、企业和政府只有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行。家庭提供劳动力和储蓄获得家庭收入，公司可以提供产品和服务获得企业利润，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政府收入。

  与要素收入一样，三大主体收入同样应保持合理比重，家庭收入比重太低就不可以进行必要的消费，没办法完成劳动力的恢复，不能为下一代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致使社会的消费能力低下，劳动供给质量不能保障，经济发展动能不足。

  企业收入比重太低，无法积累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本，无力进行研发技术和创新投资，社会生产能力和供给质量无法提高；政府收入比重太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就会短缺，必然加大全社会的运行成本，降低运行效率。当然，无论是家庭、政府还是企业，如果某一方收入比重太高，必然挤占其他主体的收入比重，经济同样不可持续健康发展。

  收入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可以从四个方面衡量：一是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稳步的增长原则，这是生产力标准，也是马克思唯物论最基本的标准，没有生产力的持续提高，无论怎样的收入分配格局都是不合理的。

  二是适度差距（公平）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和按要素分配原则都认为多劳多得，都承认初次分配之间有收入差距，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能否制定政策减少收入差距程度，使之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无论哪个社会形态，收入差距悬殊都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稳步的增长，甚至对国家政权造成极大威胁，适度差距原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三是劳动者分享生产剩余原则，生产剩余是企业的净利润，它是由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共同创造的，并且人的因素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应该分享生产剩余。

  四是兼顾各方利益原则，无论资本还是劳动，抑或家庭、企业和政府，它们都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收入分配必须统筹兼顾，过分强调任何一方利益都有损社会全体的利益和长远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坚持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以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等关于收入分配的表述，都反映了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原则。

  我们认为没有适合于所有国家、所有发展阶段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收入分配关系总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变化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然而需要指出，也不能因此就说收入分配关系毫无规律可循，在某一发展阶段分配关系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比如，有研究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劳动报酬是下降的，因为此阶段处在二元经济时期，劳动力无限供给而资本比较稀缺，资本既是增长的“必需品”，更是“稀缺品”，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随着二元经济程度改善，劳动力供给不再丰裕，资本呈现边际收益递减，劳动和资本的博弈形势开始发生向有利于劳动的方向发生改变，劳动者的地位上升，工资率上涨，劳资分配关系向劳动方面倾斜，社会已经具备了通过再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关系的政治基础，政府开始从制度上重视劳动者的利益，此阶段劳动收入份额是逐渐上升的。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资源要素在全世界内配置，分配关系再一次发生改变。不少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劳动收入比重显著下降，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

  首先，市场机制不能确保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都要求按照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贡献获取相应报酬，劳动贡献越大、劳动报酬就越高。

  二者是正比例增长关系，这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劳动贡献的衡量依据是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高于劳动报酬增长率，劳动者激励不够，劳动供给不足；反之，劳动报酬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就会有人不劳而获，最终劳动成果不足以满足分配的增长。

  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根据生产力标准，劳动收入份额应该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变化。但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7年左右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剪刀差”，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远高于劳动报酬增长率，此阶段市场机制显然失灵。

  金融危机以后，随着我们国家劳动力供求状况的转变，劳动报酬增长率才逐渐提高上来，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发展，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的差距得到缓解。

  其次，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家庭在财产性收入方面差距越拉越大。近年来，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是财政性收入。家庭收入由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构成，财产性收入由居民储蓄的利息、股息、财产增值等收入构成。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房地产市场行情报价一路走高，然而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公平公正的市场，购房条件、购房机会并不是对每一个家庭都一样，享受到房产增值好处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和城郊居民，特别是城市高收入阶层和对房地产商有管理职能的公务部门员工。

  我国的土地市场管理是明显的城乡分割格局，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价格相差悬殊，土地被征收以后，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土地增值的好处。股票市场更混乱，上市公司长期不分红，信息严重不对称，内幕交易猖獗，股市监管松散，股市市场赌博风气弥漫，散户利益没办法得到保证。

  再次，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一样的行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劳动报酬差距越拉越大。

  总的来说，由于土地、资金、水电气等重要资源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相比，在资金、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有显著优势，因此国有公司制作成本较低，国有企业员工劳动报酬普遍高于非公有制企业；自然垄断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如供电、天然气、银行、证券、航空等行业的收入远高于完全竞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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