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正成为推动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引擎。本文以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特征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低空经济产业在技术突破、政策引导和资本供给“三重驱动”下迅猛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同时，文章指出，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现阶段仍面临若干深层次瓶颈，包括部分技术仍存霸凌制裁风险、产业配套设施建设不规范、商业模式探索不足、市场公众接受程度较低，以及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滞后等挑战。为此，本文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剖析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现实挑战，并提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解决当前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深化示范城市建设、培育创新主体与专业人才、完善监管治理体系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四个维度提出具体政策建议，旨在为中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方向。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持续重塑传统经济结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在加速演进（白雪洁、朱泽原，2024）。在此背景下，我国以习经济思想为理论指导，提出要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一文，文章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而低空经济作为融合航空技术、智能控制、通信导航、新能源等多领域的新兴经济形态，正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体现。这一综合性产业形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而生，不仅契合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布局需求，更以其科技突破、创新驱动、技术赋能等特征，迅速崛起为我国重点发展的万亿级新赛道产业（倪红福等，2025）。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其列为新增长引擎，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发展低空经济的高度重视。低空经济产业不仅承继了传统通用航空的业态基础，同时融合了无人机、智能控制、卫星导航等先进技术，形成了以多技术融合为支撑的新型高科技低空生产服务体系。
尽管目前我国低空经济产业处于产业发展和市场培育的早期阶段，市场需求尚未完全释放，但其前景已展现出巨大潜力。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数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5万亿元。此外，低空经济产业并非孤立存在，其覆盖范围横跨能源、交通、制造、农业、物流等多个行业，多元化的产业需求正在催生多行业协同发展的全新格局。未来，低空经济有望以“多元产业带动+多场景应用”的复合型产业体系，嵌入并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并凭借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有效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融合发展，拓展更为丰富的市场应用场景。
从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低空经济的产业发展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由企业、政府、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通过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在动态环境中互动协同，形成共生、演化与价值共创的新兴产业系统。在产业生态系统中，企业、政府、用户以及科研院所构成了低空经济产业的主体要素；技术、资金、数据、人才构成了低空产业生态系统的资源要素；政策法规、市场需求、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构成了低空经济产业的环境要素。产业生态理论认为，一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关键在于能够持续与周围的环境和资源形成良性互动，通过价值共创和互通机制实现要素交换，强化该产业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娄美珍、俞国方，2009）。从这一角度出发，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能够从产业生态系统的资源和环境要素中持续汲取“营养”，是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催生的结果。例如，低空飞行器集成了先进技术工艺，通过碳纤维复合材料、智能化涂层等新型材料的应用，显著提升了飞行器的续航能力和气动性能。在政策扶持下，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为代表的新型低空飞行器在各地区开展试点，展现出城市空中交通的未来趋势。资本的大量注入促进了低空经济与多领域深度融合，衍生出新的商业运营模式与服务业态，推动无人机等新型航空器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物流配送、观光文旅、农林植保、应急救援等行业。
伴随着我国空域管理改革和低空开放试点的逐步推进，低空经济正逐渐从传统通用航空产业中独立出来，形成了新的产业形态。低空经济的兴起可视为对通用航空产业的一次技术重构与范式超越，其发展也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从科技创新层面看，低空经济产业集成了5G通信、北斗导航、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新型复合材料、电机电控系统、飞行器小型化等前沿工程技术，打破传统创新模式分散难以协同的障碍，构建起“技术－平台－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实现了低空产业生态系统主体要素和资源要素的互通（欧阳日辉，2025）。从产业创新角度看，低空经济激发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深度联动，推动创新场景应用持续涌现（赵景龙，2025），通过低空服务带动价值创造，以新场景开发为创新试验平台，进而推动政策落地、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了低空产业生态的主体要素和环境要素的互通。从这一意义上看，低空经济不仅是一个新兴产业，更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为我国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换道超车”提供了重要路径。
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历程与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低空经济的增长动能、潜在优势及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新能源汽车、云计算等其他新兴产业不同，低空经济作为多技术融合的产业形态，其应用场景多元化且高度不确定，未来在何种场景、以何种方式实现规模化发展尚不明确。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生态理论的研究视角，提出低空经济的发展应当秉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基本路径，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破解当前发展瓶颈。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视角构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低空经济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萌芽起步、初步发展和高速成长三个阶段（见图1）。2010年之前为低空经济产业的萌芽探索阶段。这一时期我国航空产业发展主要以传统通用航空为核心，低空经济尚未被系统提出与认可，相关技术仍不成熟，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此外，空域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军事部门，飞行审批流程繁琐，导致民用通用航空产业整体处于边缘位置。这一时期的通用航空主要应用于农林植保、航空摄影、气象探测等公益性或作业性领域，商业化和民用化需求十分有限，产业成熟度较低。
2010—2020年为低空经济产业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低空经济在学术研究、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首先，在学术领域，2010年起我国学界开始关注并提出“低空经济”这一概念，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研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次，在技术创新方面，以无人机为代表的低空飞行器技术快速突破，与北斗导航、5G通信等新兴技术融合，无人机的商业应用快速拓展，航拍测绘、农业植保、环境监测、灾害救援等领域均出现了显著增长（倪红福等，2025）。再次，在政策层面，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探索和开放低空空域资源的政策文件。2010年，国务院和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提出以试点、推广、深化三个阶段稳步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低空空域开放，优化飞行服务及审批效率，为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21年以来，中国低空经济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在政策推动、技术突破、资本供给等多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低空经济逐步从传统通用航空的延伸产业转变为独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21年2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将低空经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产业发展的方向与目标。经过多年技术积累和市场探索，2021年后我国低空经济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以无人机产业为例，全行业注册无人机数量由2020年的51.7万架增长至2021年的83.2万架，增幅超过60%，随后几年仍保持45%以上的年增长率。全行业无人机有效驾驶员执照由2020年的约8.90万本增长至2021年的12.08万本，增幅超过35%。截至2024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注册数已达到217.7万架，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161.9万个，共颁发无人机操控员执照27.33万本，全年无人机累计飞行小时达2666.7万小时。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低空经济定位为“新增长引擎”；同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科技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再次强调低空经济的战略地位。此外，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纷纷提及低空经济，并陆续出台低空经济专项发展规划。地方政府积极布局、资本市场持续关注，再加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设立低空经济发展司，表明我国低空经济的发展政策持续加码，发展路径愈发清晰，产业发展动力日益强劲。
现阶段，我国低空经济已具备迈向规模化、常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低空经济正在从试点示范阶段快速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随着商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低空经济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传统通用航空产业的创新发展特征。
从产业创新层面看，低空经济通过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赋能，持续拓展低空应用场景，不断催生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王树森、倪红福，2025）。除了替代传统通用航空执行物流配送、农林植保和应急救援等任务外，依托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无人机编队的大规模使用进一步推动了“低空+”融合的新兴业态，如“无人机+表演”“无人机+文旅”“无人机+直播”等，大幅拓宽了低空经济的产业边界。同时，随着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等载人飞行技术逐步成熟，低空经济在城市内部点对点通勤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相比传统飞行器，eVTOL具备无需长距离跑道即可在高楼屋顶、城市边缘小型空间起降的独特优势，高度契合城市高密度空间特征，能够有效解决传统飞机与地面交通的局限问题。
从科技创新层面看，低空经济表现出三个特征。一是技术高度集成。低空经济融合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形成一种高度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低空飞行器制造环节广泛应用轻量化复合材料、新型耐腐涂层、电动推进系统、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等先进技术，大幅提升了飞行器的安全性、稳定性与续航能力。二是系统协同能力强。依托低空空域管理系统、数字孪生平台和空地一体化通信链路等先进软硬件协同机制，飞行器之间以及飞行器与地面控制系统实现高效协同，显著提升了多飞行器同时运行时的安全性和监管效率。例如，低空空域管理系统通过飞行器身份认证、飞行审批、空域划设、轨迹追踪、冲突预警等功能，保证多架飞行器同时运行时不碰撞、不冲突、可回溯。三是智能化水平高。借助红外探测、激光雷达等传感器以及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的广泛应用，当前低空飞行器已经从“人工操控”逐步转变为具备“智能感知—自动决策—协同执行”能力的自主系统。飞行器在明确任务目标后，可实现自主决策，减少对人工遥控的依赖，提升复杂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和任务执行能力。
低空经济产业作为新兴的战略产业，其发展目标是“由点及面”，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具有持续增量的规模化产业体系。同时，低空经济本身作为一个高度融合政策、技术与市场的复合型产业，其发展和推广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只有深刻理解其增长动力，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该产业演进的内在逻辑，从而精准制定政策导向、提前规划产业布局，引导低空经济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域推广”。鉴于此，本节基于我国当前低空经济的发展现状，梳理了低空经济产业的增长动能，并依据实际国情进一步论述我国未来发展低空经济产业的潜在优势。
从当前发展实践来看，低空经济产业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时间偶然性和现实必然性。其中，技术突破、政策引导以及资本供给三者共同构成了驱动低空经济产业增长的核心因素，是助力低空经济由“起飞”向“高飞”的核心驱动力量。
低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兴产业形态，其发展高度依赖于关键技术的创新与集成，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破才使得低空经济产业落地成为可能。从产业链视角来看，低空经济上游的飞行器制造，中游的飞行器控制与调度，下游的飞行任务执行与场景应用均需要以相关的技术突破为基础条件。以无人机为例，新型材料和高能电池的应用才使得其解决了原本存在的飞行安全和续航问题，将飞行器制造从“概念”延伸至“现实”。而5G通信和北斗导航技术的应用实现了飞行器在空中与地面进行信息交互和精准定位，解决了传统航空业或通航业的CNS系统或雷达体系无法满足低空飞行器的发展需求的问题，实现了飞行器实时感知、快速调度与空中避障等技术。此外，依托算力技术提升和人工智能的运用，飞行器能够在虚拟系统中进行仿真模拟，并通过自主学习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极大地拓展了飞行器应用场景。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支撑，低空飞行不仅难以实现高密度、安全有序运行，甚至会带来巨大的公共安全隐患。正因如此，技术突破构成了低空经济产业增长过程中基础性、首要性条件，是一切低空经济场景应用和模式创新的根本前提。
除了技术密集以外，低空经济产业还具有明显的高投入、高风险和强制度依赖的特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面临基础设施配套、空域资源申请、飞行安全监管、气象条件评估、法规安全认定等一系列系统性、制度性障碍；单单依靠市场机制实现上述资源不仅效率低、进展慢，且多数问题难以解决。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的政策指引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潜在的低空产业风险提供了“破题”和“托底”的作用。一方面，低空空域属于国家战略性核心资源，如何使用、如何开放、如何监管以及如何明晰使用规则是确保低空经济安全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十四五”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规划》《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等多项支持政策和规章制度，不仅打开了空域开放的制度闸门，为产业释放发展空间，同时还提升了市场对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信心，为低空行业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通信配套设备，例如通航机场、通讯基站、监管平台等，而这些配套设施建设成本高、周期长，短期回报效益低，仅依靠企业投入难以为继。各地政府通过试点示范、产业孵化等方式提供扶持，有效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推动项目快速落地，有力地促进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的快速增长。正因如此，政府政策引导成为驱动低空经济产业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关键一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如房地产、重工业、组装制造等传统高能耗、高杠杆、高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降低了原有比较优势，资本开始主动寻求新的增值渠道，谋求新的增值空间。低空经济不仅具备技术密集度高、产业链长、应用前景广阔的商业应用条件，而且应用场景多元并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被视为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因此，低空经济及其相关产业迅速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新焦点。资本市场的关注与资金的供给为低空经济的快速崛起带来了三大助力。一是有效缓解了低空经济初创企业在技术攻关、原型试飞、商业模式验证等阶段面临的“烧钱”困境。一方面，资本供给为企业构建技术壁垒提供了可能，使得飞行器动力电池、智能空管系统等核心软硬件技术加速成熟，研发及应用周期缩短。另一方面，资金的大量注入也为企业前期在物流、文旅、巡检、城市空中出行等多场景中探索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提供了保障，从而加快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商业化进程。二是随着资本对低空经济的积极投入，该领域的社会关注度与政策感知度显著提升。在众多知名投资机构、产业资本的大举投资带动下，公众、媒体等其他主体对低空经济产业的关注度提升进一步引发了多地政策层面的积极响应。例如，深圳、成都、苏州、杭州等地密集出台低空经济产业规划，设立上百亿资金规模的专项产业基金，支持本地企业发展，构建试点空域与空管平台。此外，资本供给还显著提升了低空相关企业和整个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在技术迭代快、市场尚未完全成熟的初期发展阶段，资本的大量注入不仅是生存资金，更是“时间窗口”的保障。资本助力下的企业能够抵御初期亏损，集中资源攻克关键技术并开展试点运营，以此度过产业前期的“寒冬时刻”。此外，有资本背书的项目也更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试点许可，这无疑加速了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进程。
作为连接多种前沿科技产业的重要交汇点，低空经济被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方向，也成为推动交通运输模式变革、应急救援现代化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低空经济的发展机遇，将其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统筹部署。从政策推动、技术突破到资金支持、市场培育，力求推动产业从早期探索迈向有序扩展。在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市场规模、产业基础等因素共同构成了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优势（倪红福、王树森，2025）。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我国人口总量约为14.08亿，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低空经济产业未来发展消费需求和人才供给的双重红利。一方面，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广阔的消费市场。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不断扩大，居民消费结构和能力也随之升级。特别是对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个性化、便捷化、高效率的服务需求成为优先选项。例如，无人机配送在需求端提升了传统物流的配送时效和便捷程度；eVTOL载人运输实现了城市内出行相较于传统通勤手段更快速、更便捷；未来这些应用场景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市场，这为企业开展商业化应用与规模化运营提供了广阔的“蓝海市场”。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充裕的人才供给，为低空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共招收研究生135.68万人，其中招收博士生17.11万人，硕士生118.57万人。而同年我国在校研究生已达到409.54万人，在学博士生67.63万人，在学硕士生341.92万人。强大的人才储备构成了未来低空经济发展的人才“蓄水池”，使低空经济不仅“有人可用”，更能“用其所长”，推动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全链条发展。因此，中国人口规模不仅意味着消费端的庞大市场潜力，也意味着供给端的人才资源优势。这种“双重红利”构成了中国低空经济发展过程中极具战略意义的内生动力，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低空产业发展优势。
低空经济是一个融合航空航天、新能源、通信导航、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新兴产业，其发展高度依赖上下游环节的紧密衔接与协同能力。中国当前具备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涵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全产业链生产能力。这种完备的产业供应能力不仅使中国在电池、复合材料、导航系统、无人机制造等关键技术领域具备全球领先优势，而且促进了这些技术在低空经济场景中的高效集成与推广应用。此外，在完备产业链背景下，我国培育了大量成熟的中小企业和配套供应链体系，为低空经济的飞行器制造、设计、研发、测试、维修提供了高质量、可持续的服务。广泛的制造业分布与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覆盖了低空经济产业从上游设计制造到下游场景应用的全产业链过程，能够加速低空产品从“概念”到“应用”的快速落地，这为低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产品结构和服务模式提供了坚实基础，增强了产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完善的产业体系还能够带来成本优势。得益于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和发达的物流网络，中国的低空产品能够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各产业环节基础成本，并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明显的成本优势。
在政策引导、技术突破和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低空经济呈现出快速扩张与多点布局的态势，成为当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典型表现。虽然低空经济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方面的潜力日益凸显，但伴随产业发展，也暴露出诸多结构性和制度性挑战。因此，厘清和系统分析这些现实挑战，不仅是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也是实现科技创新链与产业价值链有效耦合的必要基础。
近年来，依托强大的产业链和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我国在无人机制造、飞控系统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基本实现了绝大多数低空飞行器零部件的独立设计和制造，多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对于部分核心中高端零部件，我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进口依赖，面对部分国家霸凌制裁威胁，我国低空经济产业长期发展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风险问题。一是高性能航空零部件仍存在较强外部依赖。虽然我国航空产业发展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就航空发动机、航空控制系统而言仍与国际顶尖水平存在差距，核心技术严重依赖进口（张晓兰、黄伟熔，2024）。二是高端飞控芯片自主可控性差，技术存在短板。未来低空飞行器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相融合是必然趋势，这对飞行器芯片的运算和控制提出了更强、更稳定的要求。而现阶段，我国在高端飞控芯片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制造短板，无法实现生产的完全自主可控，长期发展可能制约低空经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低空领域精确测绘、智能传感器等技术与国外尚存在一定差距。当前广泛应用的部分高精度雷达设备和传感器等仍依赖于国外成熟产品，国内产品替代率低，技术尚不成熟，一旦被技术“断供”，将对我国低空飞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张晓兰、黄伟熔，2024）。
目前我国低空经济的发展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和规范标准不统一的突出问题。一方面，物理基础设施总量较少、区域布局不平衡、建设标准不统一。截至2024年底，我国在册的通用机场数量达到475个，美国通用机场数量共计19482座，其中包括5146座公共机场和14336座私人机场。同时，我国的机场分布多数集中于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和边远地区这些空域资源丰富、场景应用广泛的地区反而机场覆盖率低，难以支撑广域且连续的低空飞行服务网络。从布局上看，现有基础设施存在层级不清、功能重复、选址分散等问题，导致基建设施运行效率不高、资源配置不合理。从建设角度来看，eVTOL起降平台、油站、气象站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尤其是一些省市虽然启动了低空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招标项目，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项目难以顺利落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低空经济的场景应用和市场扩张。另一方面，软件基础设施配备也存在短板。地理信息服务、空域运行监控平台等关键软支撑系统尚不完善，相关数据标准缺失、不同地区系统接口不统一，难以实现软硬融合与平台互通，阻碍了低空产业的协同发展。
低空经济产业覆盖通用航空、无人机运输、城市通勤以及农业植保等诸多领域，但整体而言，多数行业和企业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体系和盈利模式，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不清晰，市场盈利效果相对较差。此外，目前多数通航和无人机企业的应用对地方财政补贴、资金项目和政策红利有所依赖，尚未形成完备的企业自我造血能力，一旦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供给减弱，企业将直接面临运营危机，难以长期维系。同时，部分探索的低空产业融合项目，如低空文旅、低空出游等过于依赖地区特殊地理环境，应用场景开发地区专属性太强。例如，“低空+文旅”的经营模式必须依托于城市本身丰富的文化风景资源，而在产业探索过程中，低空产业本身未能形成标准化服务模式，导致其他区域难以规模复制、无法大规模铺开，限制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低空经济在政策支持和技术突破下发展迅速，但从用户端看，社会公众对于衍生的各类低空业态接受度依然较低，潜在的市场需求尚未有效转化为实际消费能力，这也成为制约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首先，公众对低空飞行器安全性仍存在疑问。不同于传统民航飞行器，现阶段的各类低空飞行器尚属于新兴产品，公众对其飞行稳定性、安全性等存在一定疑虑，容易产生恐惧情绪和信任壁垒，从而降低低空产品的消费意愿。其次，现阶段低空产品服务成本与定价偏高，制约了消费需求。当前开发的低空应用场景，如城市空中通勤、空中物流运输等普遍存在成本高企的问题，与传统通勤及物流行业相比，虽然具有时间成本优势，但尚未形成价格优势，服务成本高昂，公众接受意愿较低。此外，应用场景成熟度低，公众日常使用频率不足。当前的各项低空产业仍多以临时性体验为主，距离公众日常化使用还有一定距离。同时，现阶段低空飞行器设备对气象环境适应能力较为薄弱，无法满足公众对物流、通勤等服务的全天候使用需求，制约了低空产业发展活力。
由于当前的低空经济发展已显著区别于传统通用航空行业发展模式，正逐步演变为一个新兴产业，这也导致原有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与实践之间存在脱节，难以满足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监管需要。伴随着低空产业发展，产生了空域安全问题、隐私侵权问题与数据主权等相关问题亟待解决（陈永伟，2025）。但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上述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且立法存在“碎片化”和“权威不足”等问题（蒋中麒、冯雪，2025）。一旦产生纠纷，则会出现企业或公众维权的“权责不清”“依法不明”等问题，增加企业在开展低空飞行、物流运输、空中旅游等活动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现阶段对于低空产业的监管手段也相对滞后。面对无人机、eVTOL等快速崛起的新技术、新产业，缺乏明确的规制性、约束性手段。各地区地方政府虽开展了一些先行试点，但整体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标准，存在各地标准不一、政策碎片化问题，如大型无人机、飞行汽车等低空飞行器审批流程仍然繁琐、效率较低。此外，监管力量与技术手段不足也是一大难题。低空飞行的业务范围分布广、产品流动性强，对气象实时监测、风险预警与飞行管控提出了极高要求，但现有的低空空管系统在雷达覆盖、数据共享、空管人员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可能存在一定安全性与监管风险。
经过数年的蓬勃发展，现阶段低空经济日益成为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高水平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产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深层次困境。技术层面困境包括低空产品核心技术“卡脖子”、产品服务成本高等；应用层面挑战包括产业配套设施不完善、商业模式不成熟、公众接受度低以及法律法规监管滞后等。从产业生态理论视角来看，上述发展困境本质上回归到了产业生态主体和资源、环境要素如何实现要素交互、适应与进化的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产业生态理论认为仅依靠技术攻关或产业创新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低空产业所存在的发展困境，唯有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产业生态系统内形成主体、资源、环境三要素协同循环，才能推动低空产业迈向更高台阶（李铁华、范志烁，2025；洪帅、吕荣胜，2017）。
从技术层面来看，核心技术“卡脖子”、产品服务成本高、公众接受度不高等问题的根源在于现阶段低空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不够成熟，无法解决产业链全自主、公众安全疑虑和低空边际成本高的问题。理论上，技术问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从资源要素中吸收技术、资金、人才来缓解上述问题所带来的发展困境。然而，单纯依靠科技创新难以系统性地解决上述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这类问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更涉及产业链协同、科研设施完善、场景应用拓展与研发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必须依靠技术端与产业端的深度融合，使得产业生态主体要素与产业资源要素形成畅通循环，才能推动低空经济实现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面突破。具体而言，高端技术“卡脖子”问题表面看是个别高端技术的落后，但实际上还包含了高端产业生态不健全、配套体系不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不畅通等系统性障碍，其本质还涉及产业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循环不畅的问题。即便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若缺乏成熟的产业链条、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和稳定的市场需求支撑，技术成果往往难以真正落地。同时，如果产业端未形成有效的消费市场，技术层面的突破将无法获得持续的验证和反馈平台，难以形成良性持续的技术创新。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打通从研发、试验、生产到商业化应用的全过程，才能有效推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从应用方面来看，当前低空经济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商业模式不成熟等问题，根源在于产业尚处于初步探索时期，未来发展方向不够清晰，市场需求尚未充分激发，企业盈利模式单一，对政府补贴形成依赖。这导致产业端的制度设计和基础设施投入相对滞后，进一步制约了产业整体的发展水平。通过积极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推进产业端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培育市场需求，可逐步破解上述发展困境。例如：一是针对具体场景需求完善低空运行基础设施配套，避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低效或缺位；二是在产业创新过程中探索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和盈利路径，标准化未来低空产业的应用范围与服务模式；三是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和企业诉求，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标准及明确的权责划分细则，补齐制度供给的短板。需要强调的是，产业创新不能脱离技术现实而盲目扩张，而应以现阶段低空科技的可行性为前提来规划创新路径。只有基于成熟可靠的技术条件推进产业模式创新，才能确保创新举措切实有效，避免陷入缺乏技术支撑的“纸上谈兵”（李牧南、谢天琪，2024）。
综上所述，当前制约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诸多深层次问题，看似单独集中在技术层面或产业层面，但本质上与这两个方面都息息相关。产业创新通过改善环境要素，可以使得主体要素拓展低空应用场景、重塑产业形态进而开拓市场需求、改变社会文化等，但如果没有科技创新提供关键技术突破和底层能力支撑，这些产业创新就难以发挥实效，甚至可能沦为“纸上创新”。同样，科技创新如果不能通过产业层面进行实践验证和机制转化，也难以实现技术价值的真正释放。因此，解决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困境必须协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打通低空经济现阶段发展的瓶颈环节，实现产业生态的优化升级、商业模式的动态完善与市场空间的持续拓展。换言之，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与产业的“双螺旋”式融合演进。
应用场景的成熟与规模化落地是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关键桥梁，而试点城市的路径探索和发展模式为低空经济相关应用场景的全域推广提供了经验模板和示范引领。中央空管委已初步确定合肥、杭州、深圳、苏州、成都、重庆六个城市开展eVTOL试点。民航局也发布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批准建立17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和3个试验基地试点城市。试点城市或地区可以率先在商业模式、城市场景、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安全监管等方面进行探索，率先突破体制机制瓶颈，为低空经济运营营造可预期、可执行的制度环境。在试点经验成熟并形成标准化流程后，可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推广适配的应用场景，选择最具优势的细分领域开展示范运营。例如，北京、深圳等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地区，应优先鼓励前沿技术攻关和标准制定；成都、重庆等人口密集和产业集聚的大城市可优先聚焦城市通勤、物流运输等场景；西安、洛阳等城市可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探索发展低空观光、无人机表演等新型文旅业态；西部地区可侧重地质勘探、灾害监测等领域；中原农业大省可试点智能农机与农业无人机作业。通过示范城市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推动低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由“局部试点”走向“全域推广”。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主体和专业人才上。应积极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壮大低空经济领域的创新人才和企业队伍。一方面，由政府设立低空经济专项基金或计划，支持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主体发展。通过提供融资便利、税收减免、审批绿色通道等政策扶持，激发初创企业攻坚关键核心技术的主动性，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设立低空经济管理、低空飞行器制造、智能控制、数据处理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产学研融合的实训基地和联合培养机制，定向培养一批懂技术、善运营、通法规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低空航线和应用场景普遍跨区域进行，故各地区还应加强人才和项目的协同流动，依托重点产业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打造低空产业创新生态圈和区域联盟，促进人才、资本、技术高效汇聚。同时，积极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参与低空经济技术攻关和标准研制，营造开放包容的产业创新环境，为低空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低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安全规范、有序高效的治理环境。当前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权限分散于军方和民航等多部门，审批流程复杂、周期较长，已成为制约科技成果落地和产业规模扩张的突出瓶颈。因此，建议由国务院层面牵头成立跨部门的监管机构，统筹军地空域资源管理，建立权责明确、反应高效的低空空域服务与监管体系。具体而言，在中央层面统一空域划设、飞行审批、运行监控和数据安全等核心事项管理，并在各省设立对应的低空空域监管机构，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司相互配合，打破军方、民航等多头分管的碎片化格局。通过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明确法规标准和监管流程，为低空经济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该监管机构还应发挥桥梁作用，推动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的信息共享与标准共建，在飞行测试、运行示范等方面形成双向互动的创新机制，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生态。
低空经济具有技术密集、场景多元、产业牵引的突出特征，是各国竞相布局的未来产业高地。当前，欧美国家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更为成熟，在适航认证标准、空域管理规则、新型飞行器研发、航空发动机制造等方面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中国虽然在飞行器制造、新能源、通信导航、场景应用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在芯片、发动机等技术领域仍面临“卡脖子”瓶颈。为在新一轮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国需要积极融入和影响全球产业规则制定。一方面，鼓励国内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与国际一流科研单位、高科技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和协同攻关，设立“低空经济国际联合实验室”或“全球低空科技创新基金”等合作平台，共同攻关下一代飞行器的核心技术和系统架构难题。另一方面，利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建立多边的跨国科技合作机制，与金砖国家、欧盟等合作发起重大科技项目，共同制定低空经济技术标准，实现标准互认，增强我国在低空经济领域的规则话语权。
低空经济作为多领域前沿技术的复合型产业，既是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又是未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现阶段，我国低空经济已由“概念探索”逐渐转向“产业构建”，并在政策支持、技术突破和资本供给的多重驱动下展现出跨越式发展的势头。本文从发展历史、现状特征、增长动能、潜在优势以及现实挑战五个维度分析了当前我国低空经济的产业现状，并借鉴产业生态理论的研究视角提出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低空经济作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未来发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遭遇多方面的现实挑战。唯有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轮驱动，才能实现低空产业ECO——主体、要素、资源三者的流畅互通，最终成长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战略性产业。
面向未来，中国低空经济的发展既要立足于国内需求，也要放眼全球竞争，呈现出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走向。一是低空经济有望成长为庞大的商业ECO。未来的低空经济不再只是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单一产品的市场化，而是一个由飞行器制造、智能空管系统、场景应用服务、法律标准制定等多环节共同构成的产业生态，并可能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协同演进，成为智能城市构建的重要支撑。二是低空经济将成为新一轮科技与产业竞争的战略高地。现阶段，欧美国家在传统通用航空建设、航空发动机与芯片等领域占据先机，而中国在新能源动力、通信导航上具备独特优势。随着规则体系尚未完全固化，低空经济的发展既是风险也是机遇。未来，中国若能在国际标准制定、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链主导权上占据主动，将可能在全球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拓展市场空间，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三是低空经济产业将深刻改变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随着低空出行、空中物流、应急救援、环境监视测定、文旅体验等场景的开拓和日益普及，低空经济将从“小众试点”走向“大众应用”，逐渐融入居民的工作、生活与出行习惯。同时，低空经济在突发公共事件响应、城市治理现代化、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新的工具与手段。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